相比“大喜哥”，他还是愿意被叫“刘姐”。
刘姐，原名刘培麟。1999年，他在垃圾堆里捡到一条白色连衣裙，此后20多年，他穿女装，视自己为女人。
当然，他最喜欢的名字是刘巧真。这是他为自己取的一个符合女人身份的名字，没有什么特殊含义，“仅仅是喜欢。”
他也更乐意人们用“她”来称呼自己。
在青岛，一提到大喜哥，所知者众多。早年，她身穿女装，骑着大金鹿自行车，带一个竹筐到处拾荒。当地人对她的初印象是：奇装异服，浓妆艳抹。
不少人好奇其中的原因，也有人对这一行为产生非议。
2012年，因家中失火走红网络后，刘培麟引起了广泛讨论，大多是批驳与辱骂。“变态”、“有病”等字眼一时充斥着网络。那时，有人因她看起来搞笑，妆容“极为喜庆”，便叫她“大喜哥”。
此后，“大喜”的外号一直伴随着她。
如今作为过气网红，人们渐渐少了关注，大喜哥的生活也得以回归平淡。
两年前，从福州返回青岛后，她住进了位于市北区的一所保障房中，生活似乎是安定了下来。但孤独、贫穷，与流言，围绕着她。
2022年年初，我们在青岛见到了大喜哥。这一年，她66岁了。
大喜哥的一生充满动荡。3岁那年，被亲生父母抛下那一刻起，她便开始了自己“不被接纳”的一生。
这些年，她与孤独为伍，也与孤独为敌。纠缠、厮杀到现在，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输是赢。
独自生活了大半辈子，她时常被巨大的孤独感和寂寞感包围。几十年来，她选择用书写对抗孤独，以生活中的琐事排解孤独，却始终无法走出孤独。
她始终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
为做女人，她也有过短暂的屈服与妥协。2017年，迫于生存压力剪掉长发、换回男装后，大喜哥度过了近半年痛苦郁闷的“正常人”生活。
之后，她坚称，关于勇敢做女人这件事，一直到死都不会改变。
于是在本文的叙事中，当以第三人称代指大喜哥时，我们选了用“她”，而不是“他”。不管外界声音怎样，我们想尊重这位受访者的心声。
走廊内空空荡荡，靠近门口的位置，停放着一辆落了锁的粉色自行车。屋内正传来冬奥赛事的解说声。敲门过后，拖沓的脚步声一点点变清晰。
大喜哥要出来了。
门打开，映入眼帘的是一位化着浓妆的女士。上着红色花棉袄，下穿粉色碎花裙，脖子上系一条翡翠绿的丝巾，垂在肩膀两侧的辫子上则分别扎着大红飘带。
化着浓妆的大喜哥 图｜东坡一土
她脸上的妆容格外耀眼，红色嘴唇，煞白的脸，浓黑的眉毛，外加红色眼影和腮红。一如当年为人所知的模样。
大喜哥的身体还算硬朗，去年体检时，没有发现任何状况。但她一天天老去了，脸上的皱纹不断加深，牙齿几乎掉光，张开嘴大笑时，只能看到上颌左侧残存的唯一一颗。
她爱化精妆，每天花在梳妆打扮上的时间足有一个小时。头发白了，秃了，也不耽误她爱美。但如果不是她亲口说出来，很难发现那扎着辫子的一头乌发，是顶假发。
大喜哥不仅爱打扮自己，也爱打扮身边的物件。
有网友寄来两个洋娃娃，她从旧衣服上裁下绿色、粉色两块布，给她们做成了花裙子。其中一个稍大点的娃娃脸上，还上了妆，仔细看，除眉心间点缀的一点红外，刘海两侧，还别有两个糖果色发卡。
娃娃的右侧，摆放着一个相框，照片中的大喜哥正顶着和洋娃娃相映成趣的妆容，抿嘴微笑。
网友寄来的洋娃娃 图｜东坡一土
在她43.6平米的家中，堆放着大量的裙子和化妆品，但极少是大喜哥自己买来的。除了出门捡，剩下的都来自好心网友的邮寄。
入住这个小区，已两年有余，唯一陪伴她的，是一只通体黄毛发的流浪狗。去年，有人将出生不久的狗崽丢弃，大喜哥遇见后，将那个瑟缩着身体的小生命抱回家。她为它取名花花，从此一人一狗，相互温暖与陪伴。
本来大喜哥还养有一只猫，但花花无法与猫和平共处，最后，以那只猫咪被花花打跑告终，这导致家中的老鼠更为猖獗。
与大喜哥交流期间，不断有老鼠自由出没，它们一会儿跳进厨房的盆碗中，一会儿从客厅的桌底下路过，毫无怕人迹象。甚至还能听到两只老鼠打架的叫声，啮咬木质家具的窸窸窣窣声。最夸张的，是厨房天花板上陆续传来的哗啦啦的冲撞声，酷似鸽子归巢时翅膀击打铁笼的声响。事实上，那只是老鼠在其中奔走打闹。
大喜哥早就习惯了这一切，自从住到这里，她便展开了与老鼠们斗智斗勇的日常。为防止家中的粮食被偷吃，她将食物封存得严严实实。早些时候，她尝试过用鼠夹和老鼠药驱赶和打击侵犯她领地的“外来客”，没看到效果，索性放弃，任凭它们与自己分享着生活空间。
“还好它们不上床。”她说。这已经是令她较为欣喜的结果了。
跳进盆碗中的老鼠 图｜东坡一土
待在家里的时候，大喜哥总喜欢把电视打开，随意听点响，有时，则拧开桌上那台灰色复古式收音机，了解本地的新闻或单纯听听天气预报。
她手头拮据，因放弃了拾荒，目前唯一的经济来源是每个月2000多元的退休金。房租每月450元，半年缴纳一次，加上水电费、物业费、取暖费，时常让她觉得“捉襟见肘”、“入不敷出”。
但大喜哥仍旧订阅着两份报纸，一份是《参考消息》，一份是《半岛都市报》，她还是习惯从纸质刊物上获取信息，包括国内外时事和居住地的最新动态。
书籍也有一些，大多堆放在床尾。她最喜欢的作家是老舍和巴金，贴近现实的故事总对她有着吸引力。偶尔，她也看些上了年代的书，比如《隋唐演义》。抗战故事也在她的涉猎范围，大喜哥告诉「最人物」，一本描述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书，以往到了书店就能买到，“现在有钱也买不到，下架了。”言语中，略带一丝遗憾。
她孤独惯了。找不到人诉说，就摊开纸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将所有的心事和忧伤晒在纸页上。直到如今，她已坚持书写了50多个春秋。
她常亮着台灯写日记 图｜东坡一土
2019年，在艺术家兼好友唐冠华的帮助下，她得以将部分日记整理成册出版，书名为《我的一生》。
自序中，她这样写：我这个人，一是爱学习爱看书；二是喜欢穿女装做女人——这是我一生的坚持。
书没卖出多少，但后一件事，她落得人尽皆知。
大喜哥为什么如此执着于穿女装？这是不少人的疑惑点。
有人说，这是“跨性别”，她默默记下这个词，做了很多了解工作；也有人说，这是“变态”，她听一听就过去了。
在坚持穿女装、做女人这件事上，她有常人无法理解的执着。但究竟是天性如此，还是后天养成，她自己也说不清楚。
大喜哥的包 图｜东坡一土
1956年，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刘培麟出生了。父亲爱喝酒，一次因与母亲发生口角，扬手就打，母亲愤而投井自尽。那一年，刘培麟刚好两岁。
第二年，她被父亲丢弃在火车站，由养母抱养了去。养母对她极好，因喜欢女孩儿，有时会给她穿女孩儿衣服，加上幼时在学校的演出活动中，常扮女性角色，一颗种子，或许在她心里悄悄埋下。
但在一次视频采访中，她的说法与此前迥异——小学三年级时，她萌发了想做女孩儿的心思，而养母不同意。
究竟哪个是真相，似乎也不是太重要。
20岁出头，正值谈婚论嫁的年纪，她开始与女孩儿相亲。谁知第一次见面，对方就脱口而出：“你是个女人”。
当时的刘培麟尚未能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只当是拒绝自己的一种言辞，直到后来她才明白，对方是觉得自己言行举止像女性。
她不断相亲，不断碰壁，因家中条件不是太好，刘培麟成为婚恋市场上被剩下的人。她说自己从未摸到过任何一个女生的手和头发，也从未和任何一个正常女性有过恋爱关系。
大喜哥墙上的照片 图｜东坡一土
唯一一段婚姻，只维持了短短半年。那年刘培麟40岁，对方30岁，一个智力有缺陷的女人带着一个智力有缺陷的女儿，就这样与她开始了共同生活。
刘培麟这样描述那段婚姻：是场闹剧。以闹剧开始，又以闹剧结束。
她怪自己当时没了解清楚情况，稀里糊涂结了婚。“领证当天（她）就在民政大厅里又蹦又跳，又唱又跳，当时我就崩溃了。”刘培麟感慨。
渴望已久的婚礼并不似想象中那般美好，没有大操大办，只请来几位亲戚，一起吃了个饭就算了事。听起来，似乎是一个草率的开场。
婚后，刘培麟发现女人除了智力上的问题，还患有一身病，常要往医院里跑，加上对方不让她靠近自己，刘培麟索性离了婚。一场为期半年的婚约，就这样终结。
在这段婚姻中，唯一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是，女人常喜欢将刘培麟打扮成女人，她给她化妆、穿女人衣服，刘培麟默默享受着这一切。
后来养母患上肺癌，刘培麟将养父生前留给自己的一套房卖掉，给养母做治疗。托人卖房时，起初谈定的价格是20多万，谁知对方只付了首款，便不再支付尾款，因无任何凭证，只有口头承诺，她在官司中打输了。
她又朝亲友借来一笔钱，但养母还是因救治无效而逝世。
房子没了，亲人也离自己远去，从服装厂下岗后的她决定拾荒还债。那些年，她住过草棚子，睡过水泥管子，也租过地下室，但搬来搬去，从没离开过沂水路，那是她和养母生前居住的地方。
自1995年开始，刘培麟的还债之路一直延续了20年。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她逐渐坚定做女人的决心。
大喜哥的外套 图｜东坡一土
一次拾荒时，她捡到一件白色的连衣裙，便飞快地骑上大金鹿返回了家。没想到一试穿，大小正合适。第二天，她就这样穿着出了门，路上有人投来异样的眼光，也不在意。
她开始尝试化妆，最初用的是红漆，但油漆涂抹在脸上很难洗掉，每次清洗时像揭掉一层皮。直到有天捡到了真正的化妆品，才得以将红漆丢弃。
粉底、眼影、口红、腮红，每一样都有捡到，因此上妆时每一项都不落下。刘培麟的妆容不同于常人，她喜欢一层盖一层地涂上去，红要红得耀眼，白就白得彻底。外人第一次见到这种打扮，总会说“太夸张”，也有人直白地表示，“吓人”。
这些她都不在意，只图自己开心。那是1999年，43岁的她第一次在穿女装、做女人时，体验到别样的乐趣。之后，便一直以女装示人。
倒也没有太多人发现她男人的身份，只要不开口说话，男扮女装的刘培麟并不太会引起他人的猜度。
然而2012年的一场大火，使她被迫跃入公众视野。
至此，刘培麟的身份彻底暴露了。
事情发生在初春。
2012年1月，刘培麟拾荒回来，发现自己租住的平房毁于大火。恰好当地的电视台过来采访，刘培麟无意间闯入了摄像机的画面中。当救火的消防员问她，当时有没有在家的时候，她用粗哑的男声回答了两遍：我是灭了火才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