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斯坦福大学有一个2022年度全球前2%的顶尖科学家榜单，有30位腾讯同事入选。我做了一下分析，其中有一半以上人才是我们从海外引入的。”

“我建议发起全球博士生交流实习计划。举个例子，我在香港大学拿博士学位，博士最后一年与中科院深圳先进院有一些合作联系，博士毕业后到哈佛大学做博士后，之后没有到其它城市和单位找工作，直接就回到了深圳先进院，就是因为提前建立了纽带。”

(资料图)

作为大湾区核心引擎，正加快建设先行示范区的深圳正处于打造全球创新人才向往之城的关键时期。深圳如何唱响“深爱人才、圳等您来”的“集结号”，以实实在在的政策优势吸引着天下“千里马”奔驰而来？

2月13日晚，深圳市政协七届三次会议举行联组讨论，16名政协委员先后发言，围绕“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主题建言献策，整场讨论进行至晚上近10时。

深圳市政协委员奚丹2002年加入腾讯，后担任腾讯首席人才官多年，深知人才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他建议深圳通过优化海外人才政策体系，在引才、留才、用才上采取相关措施，实现人才与城市的“双向奔赴”。

在用才方面，他建议针对学术科研型人才、产业创新型人才、科研产业并重型人才等不同类型，提供不同政策供给，并充分发挥深圳产业集群优势，支持企业承担政府的科研项目，支持基础研究多元化的投入机制，营造更好的科研协作氛围。

两个月前，深圳市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刘陈立为了宣讲深圳创新环境及人才政策，吸引海外优秀人才来深发展，前往德国、瑞士等欧洲国家开展访问交流和海外招聘活动。他最大的感受是欧洲科技、产业在多重夹击下面临系统性挑战，相当一部分欧洲高层次人才有意愿来华或回国发展，我国存在战略机遇期。

“我在欧洲访问交流中发现，海外研究机构对深圳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兴趣浓厚，并表达意愿希望开展科技合作。”刘陈立建议抓住深圳的优势，依托深圳在建的大科学基础设施，发起“以我为主”的国际大科学计划，主动布局，进入国际科技合作的舞台中央。

“现在很多优秀的人才各地方都在抢，但是早期的‘种子人才’，目前大家关注还不多。”作为一名曾经的“种子人才”，刘陈立建议深圳发力“种子选手”，瞄准科研创新能力“波峰”阶段的研究生及博士后，实施全球博士生交流实习计划等计划，营造创新人才持续输入环境，实现“花开各国，果落深圳”。

关于更好地吸引“种子选手”，深圳市政协委员、民建会员、康膝生物医疗 (深圳) 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鉴墨也有话说。

李鉴墨毕业于英国帝国理工大学，2016年回国创业。他建议建立以帝国理工大学为核心、涵盖英国10所顶尖名校、专注于生物材料高端医疗器械领域的创新中心，通过举办在英创新创业大赛、创办孵化器等方式，吸引海内外优秀技术在深圳转化，实现技术和人才的引进无缝衔接，力争完成每年大概30个技术项目引进和转化，吸引100名以上高素质人才回国。

“连着几位委员都是讲关于人才引进的政策，我们的想法也不谋而合。”深圳市政协常委盛司潼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分子生理与生物物理博士，2008年回国创业，在深圳创办华因康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他建议深圳完善人才签证、永居、移民、国籍、税收、金融、社会保障等政策体系和相关法律制度，在改善人才科研和生活设施等“硬环境”的同时，更要从学术氛围、创新平台、文化生态等方面营造更富吸引力的“软环境”。

在日常工作中，盛司潼曾遇到人才评定的难题。由于产业专家与科研人员不一样，不能直接以论文数量和质量来衡量其价值和贡献，而很多情况下评价的专家对于新领域和新型产业化人才的特点也不一定了解，因此很多的产业人才引进和项目评审中错失一些优秀的人才和创新性较强的科技项目。

“对于企业型、产业型、技术成果转化的人才，可以加大扶持力度和引进力度。”盛司潼认为，产业科技人才的认定和评价可以企业对其价值的评价作为依据，可借鉴以色列的做法，对于政府重点关注的核心领域或者是专家型人才，由政府对企业引进的人才的薪资进行匹配补贴，直接、有效地提升企业在引进人才时的薪资竞争力，目前国内有一些城市出台政策，对科技创新园入驻企业所引入的专家推出了相应的直接薪资补贴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