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发生两年多时间,我国各级政府出台众多稳增长、促发展的政策,对支持防疫抗疫、复工复产、稳定增长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面对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新冠疫情再次冲击,各地一批纾困疫情影响的新的政策措施密集推出。

其中,为落实深圳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部署,加强金融保障,做好金融支持,以更加有序有力有效的举措,支持全市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深圳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期间金融服务支持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通知》。

国家高端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简称综研院)院长助理、金融与现代产业研究所所长刘国宏认为,要重视这两年抗疫政策经验,特别是重视金融供给的内生激励,释放金融对稳增长、促发展的强大支撑作用。

“不应片面追求无条件的低成本、全覆盖金融供给”

在接受南方+采访时,刘国宏认为,新冠疫情之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确实更加凸显,但金融政策片面追求信贷低成本、全覆盖时,金融收益不能覆盖成本和风险,必然会使金融供给意愿降低,形式大于实质的“形象工程”涌现。

“我们调研中一些企业反映,虽然有硬科技、硬实力,参与地方、全国相关标准制定,但仍面临各种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最终还是引入了风投创投和政策性担保后得以好转。这表明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首先要找对金融机构和融资方式,而不是指望银行机构上来就给充足的贷款。”刘国宏称。

刘国宏介绍,绿色发展、科技创新等领域国家有明确的导向政策,对企业主体而言,政策意味着可获得资金、财税等资源的优惠权或优先权;对金融机构而言,政策意味着可以负担更大的成本和创新风险,给予企业更多资金和资本。当前,一些小微企业主或经理人吐槽,金融机构在抗疫纾困政策下仍有信贷门槛高、额度小、程序复杂等问题。一家外资金融机构负责人解释非常有启发性,就是这些小微企业缺乏对绿色金融、科创金融等政策的了解和利用。金融机构必然要按金融监管要求和风控规则运作,但对政策导向领域的项目会有更大的创新空间和风险容忍度。

此外,刘国宏认为,金融政策宽松变化并不代表市场需求持续扩大,一些企业面对突如其来骤降的融资成本、热心的金融服务,长期受压的负债冲动和扩张激情随之迸发。然而,无效投资所带来的规模宏大,只是一时风光和热闹,时间稍长一点,持续的财富损失和潜在的风险危机就会显现。

刘国宏认为,金融供给必然要严格筛选企业和项目,要监管资金资本的用途,要引导被服务企业不断完善治理、规范经营,这也就衍生出金融的资源配置、风险管理等功能。

因此,金融助力稳增长、促发展政策要把握金融内生逻辑和规律,强调资金资本供给的同时,保障资金资本的收益和安全。仅要求资金资本低成本、全覆盖的供给,而不考虑资金资本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就会扰乱资本资金价格信号,优质的企业和项目难以获得足够融资,劣质的企业和项目也不能被淘汰出局,严重损害金融的资金融通、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功能发挥,更重要的是,还会导致政策套利、诱发金融风险等严峻问题。

“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导向,发挥金融政策的乘数效应”

对于金融政策,刘国宏建议,首先,强化而非弱化对金融机构激励。资金利息、资本收益是决定金融供给的关键激励因素,金融政策要支持金融机构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自由定价、自主决策,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众多资金资本需求中,把资源和服务精准有效匹配给更有潜力的企业和项目;同时保障资金资本提供方的收益和安全,用可持续的发展红利和财富增值效应,让更多资金资本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其次,要发挥而非取代金融机构作用。金融政策就是要用有限财政投入实现更大的引导和放大作用,加之,金融机构对企业和项目研判更加专业,激活和绑定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可撬动更多金融资源,更好救急纾困企业和服务实体经济。“从这个意义上看,贴息贴保、风险补偿政策优于直接财政补贴和奖励,创投引导、母基金放大政策优于直接投资和委托贷款,专项扶持资金委托专业机构管理优于政府相关部门直接管理。”刘国宏称。

第三,引导企业找对找准融资渠道。不同发展阶段和行业领域企业具有不同收益特性与风险特征,需要不同金融机构、融资方式满足其金融需求。“反之,合适的金融服务转换不仅可满足企业不同阶段和所处不同领域的融资需求,而且不同金融合规要求接续引导企业规范经营,陪伴帮助企业不断成长。”刘国宏表示。

第四,鼓励市场主体用好金融政策。虽然大多数企业希望最好能全面满足其融资需求,融资成本越低越好。但事实上,金融机构拒绝或减少其融资供给、要求其承担融资成本,并非对企业没有好处。这也可视为,金融机构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及长期服务同类项目所积累的经验,从外部帮助企业研判、筛选拟投资项目。“所以可以观察到,一些企业即便不缺钱,也要和金融机构持续合作。有关部门要继续加大绿色金融、科创金融等相关政策宣传,加大对金融机构的首贷支持政策,鼓励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做好相关项目储备,用好用足金融政策,在创新驱动、绿色转型中走出困境,实现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刘国宏称。

第五,支持金融机构多元竞合发展。国内金融机构利润多、规模大的问题经常被社会所抨击,但究其根本则在于,金融牌照稀缺,金融供给竞争不足,金融机构仍有不少可以“躺赚躺赢”的空间,造成了金融效率不高但利润不少的局面。“金融政策要继续投放更多金融牌照资源,鼓励金融机构多元竞合,支持金融服务生态发展,以规范有序、丰富多元的金融供给市场,提高金融效率、降低金融成本,服务经济社会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刘国宏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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