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北京现代舞团的开年大戏《长城》于北京天桥剧场上演。一向空灵飘逸得出尘的“北现”为何要接这样一个命题作文?这样的大命题他们又会如何把握和表现?带着怀疑和期待,观众在北京最冷的日子赶到天桥剧场。

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部舞剧从生命和情感出发,让每一块长城的石砖都活了起来,讲述他们的生命故事,讲述他们身后的牵挂与悲欢离合,激昂处令人热血沸腾,悲伤处让人潸然泪下。最终,如你所愿,长城内外是故乡。

带着对编舞能力的叹服,带着对创作灵感来源的好奇,我采访了该剧的导演——北京现代舞团团长高艳津子。而相比于《长城》本身创作过程,我更感兴趣的是:她是如何成为高艳津子的?

9岁 “我能不能自己给自己一个名字?”

聚光灯下的高艳津子光芒四射,但小时候的她却又黑又瘦,沉默寡言,人群中她总是最不被看到的那一个,感觉自己活在阴湿的地方。幼小的津子经常会觉得自己很多余,没有价值。那时候,她叫高艳,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无数“高艳”中的普通一员。

只有在跳舞的时候她才能感知自己的存在和与众不同。生于舞蹈世家的高艳身体里充满着舞蹈的冲动,小学之前没人教她跳舞,但她无师自通,只要有音乐,她就会动起来,家里来了亲戚朋友,她都喜欢跳舞给人看。

舞蹈让她知道自己在哪,也让她有了观察及审视事物的基准。

妈妈是贵州省歌舞团的民族舞演员,有着深厚的舞蹈功力和编舞能力,也是津子初入少年宫舞蹈班时的第一个老师。但第一次正式学舞蹈,高艳就对妈妈教的舞蹈动作充满质疑:“为什么你教的舞蹈那么难看?身体不应该是自由的吗?”那时候她还不知道什么是现代舞。

妈妈教孩子在舞台上怎样笑才好看,让孩子们回家照着镜子练。高艳津子说:“妈妈你教得不对,我回来照着镜子笑了,但那个笑是假的,那个美是假的,不如我自己原来的笑好看。”

幸运的是,她的“叛逆”没有被打压和纠正,相反,她触动妈妈换一个视角来重新看待儿童舞蹈,妈妈甚至让高艳津子参与编舞,她的感受和意见都能得到尊重。后来她所在的苗苗舞蹈团获了很多大奖,因为他们的舞蹈有童真,是真正属于儿童的舞蹈。

9岁那年,她突然跟爸妈说:“名字是你们给的,我能不能自己给自己一个名字?”爸爸来自天津,津子是她的小名,她想把大名小名连在一起,赋予自己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她自我意识的萌发马上得到了父母的呼应和支持,上午聊到这个话题,下午爸爸就拿着户口去派出所改了名字。于是,高艳就成了高艳津子。

成为高艳津子后,她就觉得自己的小花开了,活到了阳光下,“以前没做什么事,老师批评学生的时候也会把我带上,特别委屈。改名后,再也没有这样的事发生,因为这个四字的名字需要谨慎对待。”

13岁 “我痛恨别人拿尺子来量我的骨头”

爱跳舞、能跳舞、喜欢按照自己的方式跳舞而又被鼓励,一切看起来都很随顺。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挫折发生在13岁的时候。

那年北京舞蹈学院附中贵州班招生,进了这个班,就相当于一只脚已经踏进舞蹈学院,这是所有跳舞的孩子梦寐以求的机会。已然小有名气的津子自信满满地去面试,却被无情地淘汰了,因为她天生的瘦小身材。

女儿挫败委屈的眼泪让妈妈心疼,以津子父母在贵州舞蹈界的地位和人脉,他们完全可以帮到她。让妈妈意外的是,这时候津子却决绝地回拒了:“为什么我跳舞要别人选择我?我痛恨别人拿尺子量我的骨头来判断我能不能跳舞,难道是骨头的长短决定一个人能不能跳舞吗?跳舞不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吗?”

父母虽然知道这个孩子从小“主意正”,但这时还是被她强大的自我意识惊到了,他们不得不将津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体(而非女儿)严阵以待,尊重她孤傲倔强的选择。

命运的拒绝不仅激发了她的倔强,更激发出她的舞蹈大愿:做“人民艺术家”,在街头、在广场、在一切有人的地方跳舞,跳出自己内心的激情与爱。

16岁 “我是一个被风吹掉的落叶”

出色的舞蹈天赋和获奖履历,让许多重点中学向她抛来橄榄枝,但妈妈却鼓励她:“如果你决定跳舞,你就直接考大学。你已经读了那么多名著,够了(津子一家都有学惯,每到晚上,三人各捧着一本书看,从小如此)。”于是,14岁的津子直接复参加了高考,以高出录取线100多分的成绩考取了贵州广播电视大学招收的舞蹈专业专科生,上学期间还拿了个全国少数民族舞蹈大赛一等奖,以及贵州省霹雳舞大赛冠军。

青春全都用在她热爱的舞蹈上了。若干年后,当她从北京舞蹈学院研修班毕业时,当年那批考取北京舞蹈学院贵州班的孩子们才刚上大学。

去北京舞蹈学院学,是16岁时的事情。当时有个外国著名舞蹈家主持的一年制编导研修班在舞蹈学院招生,了解自己女儿个烈度的母亲背着津子找老同学老同事去说情求收留,但都被婉拒了,因为舞蹈演员的最低身高是1米68,而津子只有区区1米5,硬件条件实在说不过去。

妈妈说服津子一同来到北京,直闯舞蹈学院,当着外国专家的面恳求一个让她跳一次给他们看的机会。那位专家说,那你给我即兴来一段。于是弹了一曲节奏特别快的钢琴曲。“然后我就坐在把杆上,说我是一个被风吹掉的落叶,是一个16岁的落叶。”

跳完艳惊四座,别说即兴,就是苦心编舞也编不出这个程度,这的确是有创作天分,于是,收了!

研修班开始,没人爱跟津子搭伴做作品,大家都是各个专业机构里资深的编舞者,一个16岁的瘦小女孩是难入大家法眼的。但经历几次独舞、双人舞、三人舞等等作业表演后,愿意跟她一组的人就多得不得了。她的每一个作品都天马行空,人们不知道她下一个作品会展现出怎样更惊人的想象力。

毕业汇报演出时,每人限定一个作品,只有高艳津子是被特许两个作品。津子以她与生俱来的编舞能力征服了最高专业学府的专家学者,于是,研修班结业后,她顺理成章地正式成为北京舞蹈学院现代舞编导班的首届学员。

18岁 “用我的舞蹈,让很多人活得更快乐一些”

舞蹈学院毕业之前的那个春节,津子回家过年,她的家乡贵阳,在当时还是一个艺术观念尚未与现代接轨的西南边陲城市。对女儿充满欣赏的母亲找来几个业内同行看津子跳舞,相当于一个亲朋之间的私人汇报演出。这些从没有见过现代舞的长辈被现代舞的自由通透,以及对内心情绪的精确表达感动和震撼。

激动不已的他们热切地希望更多的人能领略现代舞,于是租了个歌舞厅的大厅,请来贵州文化界的200多人,津子从晚上7点半跳到12点,一个人,全即兴,用随机播放的流行歌曲做配乐。衣服跳湿了,就由两个人在舞台上拉着个床单挡着,她边换衣服边给大家讲现代舞,全程没有离开观众的视线。跟她汗水一样多的是观众的眼泪——人们被她饱满的生命激情所感染,被她自由而精确的表达所惊艳。

跳完舞出来,沿着江边走,一个很难想象和理解的奇观是,子夜时分,18岁依旧瘦小的津子,身后五米之外,默默跟了一大群前辈长辈,大家也不说话,就那么默默地跟在后面走了很久很久。像被一种什么魔力牵引,没人想从梦中醒来。彼时空中下着淅沥沥的小雨,南方午夜的街头,一个个店正在挨次打烊关店,经过的每一个店都在放着彼时正流行的孟庭苇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她感觉是一路踩着玫瑰花瓣走过。

这次为家乡同行做的即兴专场,对她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长辈们真切的激动,让她意识到,舞蹈不那么简单,它具备唤醒人的能力,而一个舞蹈家就是一个艺术能量体。突然之间,专业上的成功与否、获奖成名都变得不重要,“那些都不是我的价值,我来的意义是,用我的舞蹈,让很多人活得更快乐一些,更敏感一些,更觉知一些。”——18岁的津子已经完成了她对生命意义的寻找。

没有灵魂的舞蹈不跳

专业道路上的一路开挂,并没有让津子的内心一路畅通,进了梦寐以求的现代舞编舞班进行正规的系统化学了两年,她反倒茫然了——我从五千年的历史传统里挣脱出来,难道只是为了进入只有一百年历史的另一个僵死的套路里?现代舞的自由不应该是灵动的、开放的自由吗?怎么可以是从一种延续跳到另一种延续?

从小到大没有停止舞蹈的津子整整有两个月没跳舞,心里有疑惑,她就宁可不跳。对生命的诚实让她看起来孤傲,但这正是高艳津子之所以是高艳津子的缘故。没有灵魂的舞蹈她不跳,墨守成规的动作她不想重复,她不想做一个精致的匠人。

困境对津子来说一向是金子,她总是能把困难变成礼物,这次的自我关闭冥思苦想,成就了她著名的《三更雨·愿》。深邃的思考力,出色的编舞能力,如火的生命热情,让她很快脱颖而出——1995年,她去了当时金星创建的北京现代舞团;1996年就举办了个人舞专场;1997年出访德国,参加斯图加特文化节的演出,从此成为国际各大艺术节上的常客。

同时,她也很快吸引了众多一线艺术家与她合作,刘索拉、郭文景等都曾与她合作。

25年间,高艳津子的一系列作品,从《想要说的话》《尘》《界》《水·问》《谈·香·形》,到《花间十二声·二十四节气》《觉》《三更雨·愿》《十月·春之祭》,直到2021年的开年大剧《长城》,每一部都让人耳目一新,同时,每一部都震颤人心。

每一块木地板都是门票换来的

北京现代舞团的履历是熠熠生辉的,然而,我们很难想象,舞团竟居于东北五环外的一个小村子里。当我在一个满是房的大院子里找到舞团低矮的正门时,门外写着“北京现代舞团”的易拉宝让人怀疑这是不是山寨版。

之前刚刚在舞台上看到他们的高光时刻的我非常不适应这种落差,不甘心地问:“舞团很缺钱吗?”她苦笑到:现在账上只剩3万元,这个月的工资还得出去想办法凑呢。这是她要经常面临的窘境,疫情导致演出停滞大半年加剧了这种窘迫。

北京现代舞团是一个纯粹的民营舞蹈团。她是第三任团长,接手的时候,留给她的只有一个注册的团名和一堆债务,连排练室都租不起。所以高艳津子带领全体演员远走贵州山区,在森林里在山涧中,光着脚跟泥土跟河水一起舞蹈,这种没有成本的排练方式是迫于无奈,但却意外地得到了获取灵感和滋养灵的途径,也成为寻找作品灵感的一个特有形式。那次出走,成就了著名的《十月·春之祭》。舞团的成员,都是极其出色的舞者,他们去任何一个团体,都能独当一面,“我们如果用各自的能力去谋生,可能活的比现在要轻松一点,但是我们大家在一起做事就会活得很难。”在这里,不仅收入微薄,而且每个人都身兼数职,不仅要排练演出,还要监管道具灯光剧务,甚至打扫卫生,一切杂务都要大家一起分担。但每个演员都会在舞团呆很长时间,均三四年,好多人一呆就是七八年。

我好奇,为什么这么艰苦,还有这么多一流的舞蹈演员愿意呆在这里。对此,高艳津子斩钉截铁地说:“因为北现是为灵魂去表达的舞团。”

突然间,感觉眼前这个过于简朴的舞团,就像一座清修的寺庙,里面住着专心修行的高僧,清贫而高贵。

不仅是演员,服装舞美这些重要职位都是大咖级别的人来义务承担。驻团的服装设计师钟佳妮是很著名的影视服装设计师,但为舞团工作却不要工资也不要设计费,因为“我要赚钱我就去做电影,这里是我做艺术的地方。”《长城》的舞美是著名的刘杏林老师,是年薪百万也请不起的大咖,但他为北现做舞美就是纯义务的,他对津子说:“你不要给我钱了,你留着给舞团补贴到其他地方。”

支撑她的,还有多年来一直跟从舞团演出的一众死忠粉。“你脚下的每一块木地板,都是门票换来的。”她指着排练厅说,“所以我特别感激那些自己买票看演出的人们,我们就是靠这样的人活下来的。”所以,每次演出谢幕时的鞠躬,她都是真心感恩。

长城是有温度的,冰就是她的温度

前所未有的创作压力来了,津子再次把它变成生命礼物。

《长城》是民族文化艺术基金的委约作品,相当于一个命题作文。这个命题太大了,大得难以下口。“艺术特别是舞蹈艺术并不适合承担那么多”——高艳津子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样。

她开始静下来回问自己:“我的作品的特点在哪里?我有什么样的价值,长城才会选择我来做创新?”创作的突破口找到了,津子重新笃定下来:“我要对艺术负责,而艺术对生命负责。”

去年11月,津子带着全体演员去金山岭长城采风。彼时正值黄昏,风很大,大家穿得都很单薄,但没人感觉冷,也没人因此感冒,因为大家都忘了自己,而与自然与长城融为一体。赤脚站在长城上,高艳津子就突然有感觉了:“谁说长城没有温度,冰就是她的温度”;看见日出日落,她突然明白:“长城是有呼吸的,他的呼吸就是光的变换”;触摸着石砖斑驳的肌理,她感受到长城也有生老病死;看到刻着名字的文字砖,她意识到:“每扛一次砖,生命就会透支一次,然后某一块砖就成为某个人的最后一口气”……于是,长城率先在津子的意识中活了起来。

接下来的追问是:“长城如果可以透过你的身体看到世界,他想看到什么?长城如何苏醒,他想说什么?如果长城可以舞蹈,他会想在舞蹈里传递什么?”

如果把舞者变成一个会说话、有故事要讲的砖头,一个人也可以跳长城,因为,一块砖就是无数块砖的一个最小的集合点,“何况我们有14个人”。

于是我们看到《长城》开场时,舞者们从长城石砖下涌出、复活,冷硬的石砖变成温热的生命。藉由这些复活的石砖,我们看到拼尽全力的修筑者,看到激战沙场的守卫者,也看到女人们的期盼与守望,看到心手相连的牵绊与悲情,看到一段段生离死别……

环环相连的长城石砖,转换成了人与人的链接,绵延不绝的历史,变成了人类的生生不息。高艳津子就这样以纵横交错编织生命的形式,完成了独特的对长城的解读和演绎。

后记

大大的棉布袍子里,裹着过于瘦小的身躯,带着妈妈和小女儿。她普通得像一个拖家带口的中年妈妈,完全没有舞台上的艳光四射。

“朴素的修行者”,是我与高艳津子五个小时对谈后的印象。她很少笑,对什么都用心对待,周身散发着对世间万物的谦卑恭敬,恭敬得好像低到尘埃,但低垂的身姿又充满着一股令人心悸的莫名力量。就像《三更雨·愿》里的一朵花,一只蚊子,一呼一吸之间的生命也荡气回肠。

青春期以前的津子孤独倔强,只在书海中沉浸,在舞蹈中绽放。成年后的津子依然保有气质上的孤独感,但她又用诚实内观的舞蹈与众生链接。中年后的津子,静默之外,多了对世事的通达与悲悯,但她用身体表达内心的激情和创造力却一直未曾改变。

支撑她生命的是内心强烈的爱,而这份爱来自舞蹈,舞蹈给予她自我认知自我肯定的标尺,给予她内观的定力,给予她燃烧的激情,给予她对生命的细腻感受和一沙一花的敬畏,也给予她化解一切艰难困苦的力量。  (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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