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4月11日），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的国内首档科学文化教育节目《大先生》核能篇在北京卫视播出。本期节目由中核集团宣传文化中心、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联合出品，邀请核物理学家王乃彦院士，带教老师王钊、李眉娟、任杰，带领“未来团”成员一起探索我国核工业事业一路来的起伏历程，感受一代代科研工作者科技报国的永恒精神与英雄诗篇。

舍生忘死，铸就中国核武器事业

(资料图片)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局势风云诡谲，能否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关乎国家生存、民族独立。

1964 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王乃彦当时正在苏联的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从大使馆得知这一消息后，激动难抑，梦想能回国参与核武器研制。1965年他回国后不久就被调到九院（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参与核武器研制工作，去了青海金银滩基地，没想到他想参与国防建设的愿望竟然成真了。从王乃彦成为国家培养的第一批原子能专业的学生开始，他的命运就和我国的核武器发展渐渐缠绕在一起。

1966年，在青海草原，王乃彦的小组汇报氢弹试验方案时，邓稼先、于敏对他们提出了要求：“老王，如果试验成功，那是皆大欢喜。但是成功了，我们也要知道为什么成功；退一步想，如果试验失败了，也要知道为什么失败。”在罗布泊试验场，王乃彦小组的任务是通过近区测量，了解氢弹的动作过程，同时要在氢弹爆炸后进入测试站回收胶片，并进行数据分析。起爆后，地动山摇，试验成功了。但是为什么成功？必须拿数据来说话。这次氢弹原理试验，是我国突破氢弹技术最重要的一次核试验。核爆炸反应激烈，整个过程发生在零点零几秒的瞬间。王乃彦和他的同志们必须捕捉到这一瞬间的爆炸信息，得到支撑核武器试验的准确数据。为了这一瞬间，他们已奋战了几百个日夜。此刻，记录着爆炸关键数据的胶卷就在地下工号里，但是爆炸威力超乎想象，工号已经在爆炸中被严重破坏，这些胶卷随时可能因为污染而报废。但因为刚爆炸完现场放射性剂量太大，为了安全起见，暂时不允许人进去。可对于当时的王乃彦来说，个人的安危远没有试验数据要紧。王乃彦心急如焚，每天给指挥部打电话，催问何时能进去回收胶卷。直到十天后，他才被批准进入。终于拿到的试验结果，不仅证明了当时的理论设计，而且知道了原因。当他再次向于敏汇报时，于敏特别高兴，握着王乃彦的手说：“老王啊，做这个实验的时候，我心里还有点不放心。现在我心里终于踏实了。”

1967年6月17日，我国的氢弹空爆试验成功，拥有了自己的氢弹核武器。外界看到的是蘑菇云腾空而起的壮丽，却不知背后的惊险。

“中国式”科学家代代相传

千百万人的共同参与，才有了中国核武器的突破，然而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名字，却不为世人所熟知，核武器研制是国家重要机密，科研人员的创新思维都要以服从国家为前提，有种说法：投身研制核武器相当于关上了诺贝尔奖的大门。王乃彦的导师王淦昌先生，在国外的科研已经做得非常成功，如果留在国外，或许很快就能获得世界大奖，但他还是选择了回国。即使做出再大的贡献，也甘愿成为大国重器中的一颗默默无闻的螺丝钉。

王淦昌先生的言传身教和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都时刻影响着王乃彦。到底做科学工作的目的是为何？他给了王乃彦一个标准答案。王淦昌先生化名王京，为研制核武器隐姓埋名十七年。王乃彦也给自己的笔名取为“王小京”，就是时刻提醒自己，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中国式”的科学家。

科学家都在科学上有执着的追求，而“中国式”的科学家，对祖国有着极其浓烈的热爱，他们将自己的科研工作融入到祖国的建设中，不计个人得失，以身许国。在他们心里，名和利、自己的兴趣甚至生命，都没有国家重要。王淦昌先生等一代大科学家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举世瞩目的科学成就，还培养出了像王乃彦这样的人物，现在他又把这些精神传递给更多人，一代又一代，大手拉小手，才能推动我国的科技不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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