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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语言词典(最全的黄金语言词典)
周拉丁1956年由捐赠，广州博物馆。图:广州博物馆。
容庚于1931年在北京拍了一张照片。
卞
中国商周青铜器是青铜时代人类文明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很多出土和传世的青铜器，不仅工艺精湛，艺术精湛，令人赞叹，还通过铭文为我们记录了三四千年前的一些珍贵瞬间。但是那些形状像蝌蚪的古文字过去非常难读。幸运的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我们今天终于可以理解它的大部分内容了。在漫长的求知路上，容庚先生的《金文辨》被认为是最完整、最准确的字典。学者的学术精神和学术素养令人惊叹。
文/图(除署名外):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收藏青铜。
所有藏品都捐给国家。
在广州博物馆的青铜器藏品中，有一件“刺鼎”，内壁铸有52字铭文:“惟五月，王在一(阴)，陈在鼎毛，(子)。它是用在大房里，和国王(赵)、皇帝以及国王送给贝30个朋友的礼物。万年天子休离王洋，用之为黄公尊将军，孙子永用之。”
广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陈红军说，这是一本写于3000年前的日记。意思是说，五月的某一天，周穆王祭了他的父亲周昭王，还祭了一头公牛。蔡氏参加祭祀，受到穆王赏赐。用此赏赐铸造青铜易作为传家宝。这个三脚架是西周穆王时期的标准。最初由容庚收藏，1956年捐赠给广州博物馆。
在当代大规模、科学化的考古发现之前，岭南地区的先秦青铜器资料相当匮乏。容庚先生前后收藏了约200件商周青铜器，不仅奠定了他之一代青铜器收藏家的地位，也为国家保存了一批国宝，防止流散。中山大学教授曾宪通在《容庚与中国青铜艺术》中说:“从1928年我先生收藏盘儿鼎，到1949年他在岭南获得‘陈敦十年’，中国历20余年。”在此期间，他“不仅从传世品中取出许多文物，而且从大量疑似文物中抢救出许多珍贵文物，使其恢复原貌。”广东中山图书馆的蒋志华先生指出，容庚先生的大部分青铜器都是在抗战前购买的。1947年，容庚先生和他的家人南下广东。大约十分之三的青铜器在途中受损。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他仍有150多件青铜器，包括铭文40字、最早的错金技术实物、栾书等。此外，他还拥有一批金文拓片、数百块甲骨和许多甲骨拓片。
据曾宪通先生说，容庚先生之所以要收藏和研究古代青铜器，是为了“为中国人做点事”。他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写的《秦汉史》序言中写道:“我生于甲午战争时期，在黄海水师会师之前...今天岛内蛮族肆虐，重新入境，我不能再战，不能再保家卫国，还有做祖宗的期望。‘国耻不雪，我如何成名？’“当时日本学者对中国的青铜器研究非常不屑，甚至妄言‘要研究中国青铜器，必须来日本’。容庚先生指出了日本学者在青铜器研究中的一些错误，证明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能力。
在容庚先生担任古物展览鉴定委员会期间，据说使用了近3000件青铜器。他在古文字书写和收藏方面的深厚造诣，与其广博精深的藏书密切相关。他抢救了大量珍贵文物，对这些文物抱着极其开放和博大的胸怀。1956年，他向广州博物馆捐赠了90多件青铜器，向华南师范大学捐赠了50多件。1979年向中山大学图书馆和古代文献研究室捐赠图书1万余册；1980年，1000多幅书画捐赠给广州美术馆，部分书画捐赠给广州美术学院等高校；他去世后，一批手稿，著名作家的信件，碑刻拓片等。留下的也由家人捐赠给中山图书馆。
“人活着就不断学习，天下事变书不死”这句评价，被他诠释得更好了。
卞破例让他成为研究生。
与他一起游历北方京城的容庚三哥荣昭祖曾写道，1916年容庚从东莞中学毕业后，逐渐潜心研究文字学，在东莞中学教授汉语和汉字起源。他起初想写一本书，扩充吴大淆的《说文古八部》，包括金文、甲骨文、金石、篆书、春币，并作考证和解释。经过收集材料和研究，他写了《金文辨》。《说文解字》主要是以王国维《说文解字表》为基础，抄录罗振宇《殷闻存》和邹安《金舟文存》中的说文解字，对商周时期的易器提出了质疑。你暂时不认识的单词附在最后。
1922年，容庚离开他任教的东关中学赴京。路过天津时，罗振宇看到了随身携带的《金文辨》稿，大加赞赏。他反复告诉他要“努力争取成功”，并把它推荐给北京大学金石学教授马恒。读了的《辨》稿后，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不参加考试，破例录取他为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的研究生。这为容庚的终生研究打开了至关重要的一扇门。
荣祖说，在北大期间，容庚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他在为研究所整理古物的同时，更新和修订了他的《今文辨》. "为了修订和充实《金文辨》，他在研究所内努力阅读与北京图书馆有关的文史工具书。他看的每一本书都要复习，都要复习。他在编纂《金文辨》时非常谨慎。他付出的精力是惊人的，付出的劳动是巨大的。"
《金文辨》完成后，首先在天津出版。比以前的《说文古八部》更为详尽，至今仍是古代学者不可或缺的工具书。出版后，容庚先生多次补充。直到近90岁，我和助手们一起更新了第四版。据统计，1985年出版的第四次修订版《金文辨》采用了3902个碑文，其中正文2420个字(可辨认)，附录1352个字(暂不确定)，共计3772个字，此外还有大量的重文。这就是今天大多数青铜器铭文的原因。当然，先秦时期的文字不仅仅是金文，它们记录商周时期书信历史的能力确实很突出。许多金文的内容和价值在某些方面甚至高于现存的一部先秦文献。
从篆刻到文献学
传统文化一脉相承。
许多研究者指出，容庚的文字研究之旅始于篆刻。东莞荣家是书吏世家。15岁时，他学习《说文》，并把它刻在他的四叔邓尔雅的名下。目前已知他发表的之一部作品是《雕虫小议》，1919年发表在《小说月报》上，谈篆刻。上面写着“未学篆刻者，不学《说文》而能夸篆刻者。”可见他对当时文字在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中的基础性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
回国后，容庚被任命为岭南大学教授兼中文系系主任，《岭南杂志》主编。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他还是中国语言学会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会的理事。
卞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学界佳话——容庚先生大力协助郭沫若完成的《二词》大系，也与此书密切相关。1927年，郭沫若赴日本，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除了传世经典之外，他还比较重视出土的古文字，对甲骨文和金文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方面的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据曾宪通先生说，当时他是从王国维为尚承祚先生所作的《殷墟文序》中得知先生的名字，又在《燕京学刊》中得知容先生的邮寄地址，于是给素未谋面的先生写了之一封信。信中说:“读了王静安先生编的《殷墟文字序》，得知我的之一个名字。我深深钦佩《金文辨》这部巨著的勤奋、钻研和卓越成就。”信末署名“不知名的朋友郭沫若”。信中还就《金文辨》中的两个学术问题向容先生请教。此后，两位学术大师长期通信。仅1929年至1935年，郭沫若写给容庚先生的文章就有56篇。
